[乐活]樊锦诗：毕业分配之初，我想过要离开敦煌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20-8-6 8: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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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高考，一位家境贫寒的姑娘钟芳蓉，以676分的高分填报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引发网友热议。钟芳蓉说自己是受到了敦煌研究专家樊锦诗先生的影响，才决意于这个选择。在与樊先生的信件互动中，她说希望自己能追溯樊先生的脚步，为考古献身，找到心灵的归处。
我刊2019年12期“非虚构”栏目选载了樊锦诗先生《我心归处是敦煌》的部分章节，今日在此分享，一起感受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和她人格魅力的强大磁场。
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 口述　顾春芳 撰写

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国家才给拨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楼。当时的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周围根本没有商店，有了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东西。
虽然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独立生活，但起初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敦煌的生活。在这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和上面，在锅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刚分配到敦煌的时候，我时常想念北京大学的食堂，想念学五食堂的饭菜，有时候想着想着都要流口水。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有一次我竟然晕倒在办公室。

年轻时代的樊锦诗

我刚到莫高窟实习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头，洗完之后发现头发还是黏的。两个多月的实习，一直到离开敦煌我也没明白，为什么洗了头，我的头发还是会发黏？后来才知道敦煌的水碱性很大，所以是苦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里结出的碱。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到敦煌工作后，我发现敦煌当地人用洗衣粉洗头。后来我回上海探亲时，每次总要带一些洗发膏回敦煌，再后来变成带洗发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带什么洗发产品，因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换代非常快。
治沙和种树，是当时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两项工作。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种树的事情从冬天就开始酝酿，一到开春就马上栽下树苗。这里最好活的树就是杨树，现在围绕莫高窟蜿蜒的参天大杨树，都是当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亲手植下的。
整个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电，在此之前的几年已经自己发电，每天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的用电，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到了晚上还可以到自习室去学习。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庙里，解个手还需要到庙外较远的土厕。一天晚上，我刚走出侧门时，突然发现庙门外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我心里一紧，想着当地同事说这地方有狼，赶紧回了屋，把门闩得紧紧的，吓得一夜没睡好。天亮后，走出屋子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是头驴。

1950年代 敦煌文物研究所清理窟区的积沙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抗拒这个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照镜子。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我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在毕业分配的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
我一直说我并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后如果没有老彭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坚持下来。
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时，本来打算到武汉生产。之所以计划去武汉，是因为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我从小体弱多病，上海家里很担心我分娩的时候出现意外，力主我去武汉。况且我在敦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生了孩子无人照顾，按照那时候的制度，产妇有五十六天产假，产妇的丈夫只有三天假。老彭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敦煌，坚决让我去武汉。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合乎常理的。
可是就在临近分娩前的一个多月，我去向革委会请假。当时研究所的革委会主任不但不给请假，还对我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听到这样的话，我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只觉得又气又羞，觉得这个人太不讲理了！含着眼泪转身就跑出了办公室。我那时真想放声大哭，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哭，特别不能在这个时候哭，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不仅不能哭，我竟然还接到通知，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
1964年樊锦诗在敦煌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节，所里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里摘棉花。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我挺着大肚子，怎么摘？所里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劝我不要去，一定要去请假。我赌气说：“我决不去请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嘛！”就这样，我就随着大家到农村去摘棉花。摘了一天棉花，就动弹不得了。当时，我们吃住都在老乡的家里。老乡很有经验，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非常同情我，也很为我着急。老乡很善良，她希望给我说情让我赶紧回去，以免发生意外。我说：“没关系，谢谢您！”我没有去求人，只想自己表现好一些，坚持摘完棉花后再去找革委会主任请假。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我再去申请的时候，已经走不了了。也许是劳动强度过大，回到单位没多久，我发现自己的小便有血。我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经验的女同事咨询，她告诉我这是见红了，哪儿都不能去了，必须马上去医院。
上海家里知道我不会做针线活，在上海为我买好了婴儿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汉。老彭也希望我回武汉生孩子，这样照顾起来比较方便。他还把我婆婆从河北农村接到武汉，准备照顾我坐月子。婆婆特意从河北老家为我带了红枣、小米、鸡蛋等不少营养品。老彭在武汉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不见我回去。而我这边什么准备也没有做，连一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
我被送去医院的时候，只带了一些碎布，准备给孩子当尿布用。我很害怕因为自己下地干活的原因，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如果出了问题，那怎么面对老彭？我当时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就在那里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烧得很旺的炉子，那炉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现在想来，那样的环境怎么能当产妇的病房，可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难受，内心极度烦躁。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我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医院，也忘记了自己将要做母亲，只感到浑身难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敦煌医院的护士长真好，见我不在病房就到处找我。等找到我之后，她见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宽慰我：“你怎么在这里散步啊？外面冷。你马上就要做妈妈了，可千万不能着凉。”我说：“我难受，想走走。”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她说：“好啊！那我陪着你吧，咱俩回病房聊聊天。”就这样，护士长把我搀回了病房。到了病房，她发现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怕我再有意外，她就不走，一直陪着我聊天。就这样，我慢慢睡着了。这位护士长对我真好，我永远也忘不了她。
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发现床单湿了，以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护士过来按着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孩子出生了。
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怎么办？人家说：“你这个当母亲的也真是的，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给孩子准备。”我能说什么，有苦说不出。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权当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体。孩子那么小，医生说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医生接着问：“你怎么是一个人？你丈夫呢？”我说：“我丈夫还不知道。”医生惊讶地看着我：“那赶紧找人给你丈夫打个电报，告诉他你生了个男孩。”
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武汉发了个加急电报。
等老彭挑着担子到医院找到我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那时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
老彭见我哭，他也很难过。他说，接到电报后，听说我已在敦煌生了孩子，他立即就把两个家给我们母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等各种各样东西全部带上，找了一副扁担，担了满满两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车。他从武昌车站坐火车出发，到郑州换乘火车，又经过两天两夜，到达敦煌北面的柳园火车站，在柳园火车站又换坐了长途汽车才到敦煌。他到敦煌县城后，马上给研究所打电话，研究所唯一的手摇电话居然无人接听。他只好在研究所驻敦煌县城办事处找人打听，终于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告诉老彭，樊锦诗在医院里。他马上挑着担子赶到医院。他听说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难过得直掉眼泪。
那时敦煌的医院条件很差，很小的病房，只有两张病床，住了两个病人。老彭没地方可以休息。出院回到莫高窟后，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间房子里，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来的担子是个“百宝囊”，里面什么都有，几经周折，居然鸡蛋一个都没有碎，他真了不起。唯独带来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没有一件可以穿。我就比着那些衣服的样式，找旧布自己做。依样画葫芦地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裤子，这样就可以替换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彭怕没有长辈在旁边指点，我又完全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所以特地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多长时间喝水，多长时间喝奶，孩子哭闹是什么原因，手册里面都有。后来我就根据这本《妈妈手册》把孩子带到了一岁多。
产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里很难过。就在我出院回到莫高窟宿舍的日子里，时常可以听到外面在开斗争会，不时听到有人大声吼叫。每当这时我就特别烦躁，老彭就说：“别管他，你休息你的。”但是我心里不舒服，这么斗来斗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离孩子满月还差十天左右，武汉大学就来电报催老彭回去，是工宣队来的电报，意思是说怎么能请这么长的假。我说老彭你走吧，心里当然非常难过。老彭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带孩子，就靠那本《妈妈手册》。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没有奶水了，研究所来探望的人说我吃得太少，一定要多吃，否则就不会有奶水。
南方人坐月子要喝各种各样的汤，什么鱼汤、鸡汤、猪蹄子炖汤，当地人坐月子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汤，吃羊肉讲究要吃羯羊肉。我就自己动手熬小米汤，炖羊肉汤。我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怜了，到时候让老彭怎么办呢？
这个孩子挺照顾我，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从生下来就没有生过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场。只是他长到三个月左右，我的奶水就不够了。我给上海家里写信，让家里人寄奶粉过来。男孩子胃口好，奶粉越吃越多，到后来每个月要吃五六斤奶粉。现在的婴儿有专用的奶粉，那时候奶粉不分大人小孩，小孩吃了也很好，一点事也没有。后来奶粉不够的时候，就逐渐给孩子搭配着吃上海家里寄来的奶糕，不时添加苹果、蛋黄这些辅食。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我休完产假就要上班，孩子怎么办？我去上班，孩子没人带，只有捆在襁褓里，临走之前喂饱了让他睡，中间回来再喂一次奶。小孩都六七个月了，还继续捆在襁褓里。大家都说绝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孩子大了他会挣扎，如果不巧绳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险。可是，谁来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从此，我上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只要回宿舍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心里就踏实一些；如果开门看见他冲着我笑，我就赶紧去亲他；如果没有孩子的声音，我就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
一天清早，我去地里干活，等到回来喂奶时，宿舍门一开发现孩子一个人在玩，还回头冲着我笑，笑得非常开心。再一看，不得了！屎拉了一床。我一边收拾一边想，把孩子一个人关在屋里，不是长远之计。还有一次我下班回宿舍，发现孩子从床上滚了下来，脸上沾满了地上的煤渣。敦煌四五月份的气温还比较低，屋里需要生炉子。我临走的时候把炉子给挡上了，没想到孩子滚在了炉子下面的煤渣里，幸亏没有滚到炉子上。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后怕。所以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送哪儿呢？如果送到武汉，老彭一个人也照顾不了，最后我们商量后决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儿，请老彭姐姐帮我们带孩子。
1968年元月，我父亲含冤去世，11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二年，我又要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的地方寄养。这些事情凑在一起，现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1973年10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休完产假之后我必须回敦煌上班，孩子依然没办法带回敦煌。还只得请老彭姐姐继续帮着带老二。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导致了严重的哮喘。后来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霉素。可能是遗传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丢了性命。
因老二送河北老彭姐姐家寄养，老大就只能接回武汉，由老彭亲自照顾。1978年，老大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老二也已经五岁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孙子，负担很重。我和老彭商量后，做了个决定，这次把老二从河北老家接回武汉之后，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调离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时候，已经两三年没见到孩子了。我进了院门，见门里面有个小孩站着，黑不溜秋、一丝不挂，我以为是邻居家的小孩，也没在意。进屋看见大姐，我说：“大姐，我来了。”大姐说：“你来啦，你没见你儿吗？”我说：“没见到啊。”她说：“刚才就在门边啊。”过了一会儿，大姐去把他领了进来。孩子领进来的时候穿得可整齐了，还给他穿上了长筒袜子。大姐拉着孩子说：“这是你妈，叫妈。”我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男孩正是我的儿子。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眼泪直往下掉。孩子喊我妈，我一听是一口河北话。
我在河北待了三天，就把孩子带回来了。我到哪里他就跟我到哪里，孩子是怕我再走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孩子的大姑倒是哭得很伤心，因为从小带他，有了感情，舍不得他走。孩子就这样离开了河北，跟我走了。
我先把孩子带到北京，在北京买了火车票，我们母子俩再一同坐上回武汉的火车。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武汉大学的宿舍，房间非常小，我们四个人就挤在一张床上。我看着他们父子三个，心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那怎么才能离开敦煌呢？有人给我支了个招，说只要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我那天想好了，就采用这个脱岗的办法，不回敦煌。我在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汉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经常失眠，晚上睡不着，潜意识中总是牵挂着敦煌。我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尽管嘴上说不再回敦煌，但是心里没有放下。我越犹豫，心里就越想着敦煌。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们都睡了。我还是睡不着，起来翻书。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半年一过，我又回了敦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不在敦煌的半年时间，单位不给我发一分钱的工资，仅靠老彭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资。省里当时也要求我尽快回去，因为我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副所长。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当面与组织说明困难，名正言顺地调走。
1979年，我带上了老二晓民，重返敦煌。谁知回敦煌后，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门不同意我调走，坚决要把我留下。这样，我在敦煌，一方面应对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尽量带好孩子。因为老二从小不在父母身边，性格有点内向，不太敢说话。孩子很听话，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做。我也不着急，想着要让他放松，就放开他，让他跟小朋友满处跑着去玩，今天到水沟里，明天又去玩沙子，渐渐地他就活泼起来了，身体也慢慢有所好转。有时候，我也会带他进城，去之前跟他“约法三章”：“晓民，咱们进城只是去看看，不买东西，你要买东西就不进城了。”他虽然点头答应，但毕竟是小孩子，一到商场的玩具柜台就挪不开脚了。我问他：“晓民你是不是看上玩具了？”他只是盯着玩具看，不说话。看了好一会儿，他自己跟我说：“我们有玩具，我们不买。”我常给他讲些童话故事，教他学数数，孩子逐渐会数到一百、一千，后来两千都会数。这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办了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复合班，因幼小的职工子弟不多，就让高中毕业的职工子弟担任教员，教五个年级的幼小职工子弟。我的孩子在莫高窟上学后，一次回来问我：“妈妈，为什么2－1＝1？”当时我真想说，这你都不懂！可是，我又想到数学对小孩来说比较抽象，所以就用点油灯的火柴来引导他掌握加减法。过一阵子孩子又问：“妈妈，妈妈，为什么36÷6＝6？”我心想，难道学校老师不教乘法口诀吗？我就给他教。有一次，孩子写了错字，我给他指出来，他说是老师说的，我不便在他面前批评老师，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老二在我身边有两三年时间，他很愉快，哮喘病也好了。但我意识到孩子在莫高窟这样的学校继续学下去不是长远之计，无奈只有把他送出去上学。老彭借探亲之机，到敦煌就把晓民带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儿。在上海过了两年后，我姐姐说孩子不好好上学，经常独自跑掉，这使姐姐和母亲担惊受怕，要我把孩子领走。孩子为啥要跑呢？可能是我姐姐管束得严了一些，孩子记得自己是和妈妈一起坐火车到上海的，他要坐火车去敦煌找妈妈。那是1984年，由于我自己在接受审查，根本顾不上去上海领孩子。这时恰逢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从上海接到武汉，从此他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我觉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怜。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
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女同学住在27斋，男女生交往比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对我格外照顾，可我对恋爱非常迟钝。因为27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学习空间很狭窄，所以就要跑图书馆看书。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回我去图书馆，发现已经没有位子了，我就看见老彭在冲我招手，原来他给我留了个位子。这以后经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给我留下。但是他也不多说话，我也不多说话。据他后来说，他认为我这个人学习还不错。其实，他学习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年夏天，他买了一块手绢送给我，大概是因为他看见过我用白色、蓝色的手绢，我才发现原来老彭非常细心。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绢，黄色的，上面有绿点点和红点点的花纹，我既觉得他对我很关心，又觉得这手绢实在是俗气。他们老家爱吃腌臭鸡蛋，有一次他就带了臭鸡蛋给我，还说特别好吃。我当时想这有啥好吃的，不过又觉得这个人朴实得可爱。
有一天，老彭突然对我说：“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庄。”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我心里想，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但是他提出要带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没有正式谈恋爱。
到了他家以后，我感觉他们家的氛围很好，特别是他大哥待人热情、周到、诚恳，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意识到老彭的成长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响。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长得也很像他大哥。大哥比他大五岁，念过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设部的一个司长。2015年9月大哥还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阅兵式，在抗战老同志的乘车方队中。当年他大哥参加革命后调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带到保定上学，后来调到北京之后，又带他来了北京。老彭上的中学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钱出力培养他，一直让他念到大学。他心里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学习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认真，成绩很好。
还有一次老彭带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见愁”，实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计是买不到水，他买了点啤酒回来。我说我从来不喝酒，他说喝一点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谁知道我喝了一点点就晕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动了。他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儿休息，直到我酒劲儿过去慢慢缓过来。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诉我，说是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因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他出身农村，是我北大同学。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开的这段时间，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信。因为我写的字比较硬，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
老彭去武汉大学历史系时，那时的武大还没有考古专业，只有历史专业，他一开始当谭戒甫老先生的助教。1976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办后，招收了考古专业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老彭当系领导和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主要负责教学，讲夏商周考古，另外还要带学生外出考古实习。他在武汉大学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师资队伍。

樊锦诗与彭金章
1964年秋天，我在张掖地区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汉大学也在搞社教。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个月，结束之后我就回上海家里探亲去了。
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常书鸿先生十分重视，特地打着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辆车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这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位敦煌的同学是个“飞天”。我的同事也很关心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就让老彭住到同事他们家里，常书鸿和几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对老彭都很好。那些日子，我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我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他去爬鸣沙山，我们在山上还留了影。
他要回武汉的时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泪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就一直怔怔地看着汽车开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后是我的路。虽然他说“我等着你”，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我的喉咙口。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无法承受，无法给予回报的。

……
我们结婚时，没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年初，我们要把第一个孩子送回老家抚养时，我才第一次到他河北农村的老家。我的印象中河北老家的房子还算宽敞，但家里最现代的东西就是暖壶，此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我们第二个孩子是在武汉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于老大，老彭准备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从河北老家带到了武汉。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几岁，别人总把她当成我婆婆。我在武汉度过五十六天的产假，老彭把我照顾得非常好，给我做饭、炖汤，什么都不让我动手，晚上让我休息，他起来看孩子。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大姐在武汉又住了几个月，之后她带着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汉，那时候他已经五岁了，正是调皮的年龄。老彭要教学、办专业、出差，还要带孩子。他每次出差，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这次交给这一位，下次又交给另一位。所以我们家的老大从小是住集体宿舍，吃“百家饭”长大的。那时候老彭又当爹又当妈，辛苦可想而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动乱”已告结束，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了。老彭当时急切希望我尽快调往武汉。儿子也特别希望我调去武汉，因为武大那时盖了一批教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儿子的小伙伴也都搬了。由于只有老彭一个人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写信抱怨此事。可是这时的我犯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加上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希望对方让步，双方争持了很长时间。不过即便在为调动的漫长拉锯阶段，我们俩都从没有为此红过脸。1986年，为了我们俩谁调动的问题，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竟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我自己商量决定。就这样，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老彭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其实，如果老彭坚持不松口，我最后肯定只能妥协了，但他知道我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还没提出来的时候，自己提出调来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时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严，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没有，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等到我们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1986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时间在兰州，因为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老彭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和孩子虽然也不能天天见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我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因为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话跟好多人说过，我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散了。但是他为我做了让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到了敦煌后，老彭放弃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业，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四十多年以来想搞清而没有搞清的问题。老彭很热爱这个工作，一跟人说起北区，就兴奋得停不下来。如果他的价值因为来到敦煌而得不到实现的话，我一辈子都会感到内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老彭年过五十之后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业，从讲台到田野，一切从零开始。他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于老彭和我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我的老彭走了
老彭这一生不容易。小时候家境贫困，是兄嫂带大的；娶妻生子，两地分居，家也不像个家；自己开创的考古专业为了我而中途放弃；还没等享受天伦之乐，晚年又得了重病。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兰州检查确诊为直肠癌。记得当时他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情况不好，他说：“我查出来了，直肠里面有个疙瘩，怎么办？”我就联系兰州的同事陪他继续检查，又给北京、上海到处打电话，最后在上海找到了一位专家。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术和治疗。手术很成功，治疗的结果亦很好，没有复发。他出院后在上海孩子家里疗养了一段时间，我天天为他做饭，加强他的营养。他刚出院时瘦得只有八十多斤，慢慢营养好了，他的体重到了一百二十多斤。我们俩2009年春末夏初回到敦煌，老彭的身体已基本康复。我跟他说：“你现在要休养，以休息为主，以玩为主。想看书就看书，不想看，就不看。愿意怎样，就怎样。”他很理解我的安排。
从2008年到最后走的近十年时间，他过得还是很愉快的，有时出去开会，有时出去游玩。老彭很早就喜欢玩微信，那时候我都还不会。他也愿意散步，喂猫，到接待部和年轻人聊聊天。我每年都让他到上海体检。我和孩子们交代，他喜欢的皮鞋、衣服就在上海买。他退休之后，我们俩一起到过法国，他自己还去过印度。我工作以来只疗养过一次，就是2015年和老彭一起去贵阳。
2016年秋天，邓小南教授邀请我参加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仪式，我就说我要带老彭一起去。我们利用这次机会一起回到了母校，还去看望了宿白先生。我们俩后来还一起去过武当山，到四川成都看展览，不过我都是有任务在身，到周庄也是出差顺路经过。以前我总是想着，等我真正退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到各处去走走玩玩，实际上我的闲暇时间很少，无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我忙，他生病后我不让他做饭，早上、中午两顿都是他去食堂打饭，晚上就熬点稀饭，他还承担了洗碗。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顾我，家务事是他帮我在做。其实他不太会做饭，但只要他做，我就说好吃好吃。他爱包饺子、爱吃饺子，馅儿调得很不错。他喜欢吃鸡蛋羹，却总是蒸不好，我告诉他要怎么蒸，怎么掌握火候才好吃。我蒸的鸡蛋羹他就说好吃，他满足的样子像个孩子。他从农村出来，一直很注意节约。以前在武汉大学住的房子后头种了丝瓜，孩子吃腻了就不吃，他对孩子说：“有丝瓜吃就不错了。”我从来不要他给我买东西，他买的东西我看不上。但他的衣服大多是我买的，内衣、衬衫、外套、西装和皮鞋，只要是我买的他就喜欢。实在太忙，就在他出差前提醒他自己去试一下买点衣服。90年代初他去日本进修，我说他清瘦的身材跟日本人差不多，让他在日本好好给自己置办点衣物。

卧佛 中唐 第158窟
他2017年第二次生病，来得突然，来势凶险，发展迅速。年初突然胃口不好，后来出现晚上睡觉时，前半夜胃部不适，后半夜腹部不适。我还以为是他消化出了问题，后来吃了点胃药也不起作用。我建议他给上海熟悉的专家打电话询问原因。上海那边听他电话里描述的情况，判断他可能是胆囊出了问题。我就让他赶紧去敦煌的医院检查。谁知老彭被叫住院了。我到了医院，院长给我看了给他拍的CT，我一看就傻眼了，院长说老彭患的是胰腺癌。年初，春节没过完，我就送他去上海住院治疗。医生为他做了磁共振检查，后来又做了一次CT，确诊老彭患胰腺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几乎绝望，浑身无力，实在难以接受，心里一直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我请求医院设法救救老彭。医生耐心地给我解释说，胰腺癌一旦发现就是晚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美国的乔布斯也是死于这种病。要么开刀，我们把你当朋友，跟你说实话，他这样的年龄，如果开刀就是雪上加霜。我把孩子们叫来一起商量，最后定下的治疗方案就是：减少痛苦，延长生命，不搞抢救。老彭他自己不问是什么病，跟大夫相处得还挺好。我没有勇气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也不让我说，医生亲自告诉老彭，说你得的是慢性胰腺炎，这个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着急。
在老彭整整六个月的治疗过程里，我几乎天天来往于旅馆和老彭的病房，也经常与医生联系，商量如何治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还是想不通，他怎么会得这个病？像他这样好的人不应该这样不幸，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让老彭得这个病？我查了一些资料，所有的资料都显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有一次看到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的文章，她是医生，见过无数病人痛苦而走，她说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长、病得晚、死得快”。她不主张无谓的抢救，认为这样非但不能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反会给病人增加痛苦，主张要给临终病人一个尊严。后来我还看过女作家琼瑶写给孩子的信，发表她对“死亡尊严”的理解。她的见解，基本与罗点点医生相似。这样，我也慢慢平静下来，只得面对现实，告诉自己多陪陪他，饮食上多想些办法，尽量给他弄些他爱吃的食物，多给他一些照顾，多给他一些宽慰，尽量减少他的痛苦。
老彭很相信医生，从来不跟我打听病情，其实少知道点也有好处。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说死并不可怕，每个人都会死，但最好是没有痛苦地死去。治疗过程中的前三到四个月，老彭的情况还比较稳定，心态也比较乐观，饮食也还不错。他说治好了，要给大家发红包。我问他给不给我发红包呀，他说那我也给你发红包。他很愿意跟人聊聊天，有时候和医生也能说上好一会儿，我就叫他少说几句多歇息。那时候他还会看看电视，听听歌，我也不太愿意跟他聊痛苦的事。有时候我让他吃一点酸奶，他说不吃，我说就吃一口吧，他又让我先吃，然后他吃了还说：“甜蜜蜜。”医院的饭是每个礼拜三有一顿饺子。一到日子，他就说今天礼拜三，你们早点去买饺子，一定要让我们陪护的人就在病房里吃，他看着我们吃。我说：“老彭，你看着我们吃馋不馋，要不你吃一个尝尝味道。”我心里知道，虽然我们努力帮助他减少痛苦，但毕竟这个病很折磨人，要做到完全不痛不难受基本不可能。
到后来，我搀着他走路的时候都能感觉他浑身在发抖。他说自己又酸又胀又痛，还跟我说想要安乐死。这件事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争，我能做的就是请大夫想办法，缓解他的痛苦。老彭特别坚强，痛到那种程度了，他还坚持要自己上卫生间，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什么姿势对他来说都很难受，但他也没有叫过一声。一看见医生来查房或看他，他还露出笑容，稍微好一点点就又有求生的希望。我心里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慢慢离我们远去，直到最后看不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想各种办法，好好护理他，不让他受更多的罪。
他刚住院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还偶尔到外地出个差，这期间参加过一次“两会”，都是快去快回。最后将近一个月，我和两个儿子还有一个照顾老彭的小伙子，四个人轮流值班。白天我在病房守着他，晚上看他吃好安眠药睡下，我再回去休息。他从来不想麻烦别人，因为夜里难受来回折腾，第二天我还听到他给老大道歉，他说：“昨天晚上对不起。”我说：“你说这个是多余的话，他是你儿子呀，护理你是应该的。”但是，老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天，我轻轻摸摸他的额头，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抬起身子，把我搂过来吻了一下。他走的那一天早上，医院五六点钟就来了电话，说老彭心率、血压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医院赶。我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我就大声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我一叫，他就流眼泪了。听人说弥留之际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我想他应该是听到了，那是中午12点。
老彭走后的半年，我瘦了十斤。按照他和我的想法，后事越简单越好。我向研究院报告了情况，叫院里不要发讣告。老彭是7月29日走的，我们31日就办了告别仪式。我没有发言，两个孩子也不让我发言，他们就代表家属发言。我想把老彭带回敦煌宕泉河边。两个儿子说，你带走了我们看不见，所以骨灰暂时存放在上海，他们清明、立冬，还有一些节日，都会去看看。
一个月后，我又回到了敦煌。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点饼干、鸡蛋、燕麦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饭，一个人打一次饭就够中午、晚上两顿，晚上有时候也熬点小米粥、煮点挂面，就像他在的时候一样。其实，我一直觉得他还在，他没走。有一次别人给我打电话，问你现在跟谁过啊，我说就我跟老彭，对方一下不说话了。直到去年，我才去看了老彭的大哥大嫂。每次出门，我都想着要轻点关门，老彭身体不好，别影响他休息。我把一张他特别喜欢的照片放大，就放在我旁边。2019年除夕那天，我跟他说：“老彭，晚上咱俩一起看春晚。”
作者简介：
樊锦诗，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生于北京，长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顾春芳，上海宝山人。著有诗集《四月的沉醉》，学术专著《呈现与阐释》《意象生成》等。现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有删节，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2期

选自《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口述》

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版